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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的组织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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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公共领导、公共服务动机官僚主义繁文缛节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公共管理人员可以使用组织公民行为(OCB)的知识来阻止负面行为并增强正面职场行为。例如,从业人员可以影响较低的离职率,较低的缺勤率和较高的职场信任。尽管OCB在公共部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研究通常没有考虑到特定的公共部门特征或概念。最近Christa J. C. de Geus,Alex Ingrams, Lars Tummers&Sanjay K. Pandey四位荷兰与美国学者合作,对公共部门的组织公民行为(OCB)进行了系统性文献综述。本研究建立了OCB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框架,并使用更具说服力的调查设计、实验和案例研究,并更多地关注跨部门和跨国差异;揭示了OCB如何对公共组织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空白,包括负面影响。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AR上面。

  (文献来源:de Geus, C.J.,Ingrams, A. ,Tummers, L.&Pandey, S. (2020).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the Public Sector: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online first: 1-17.DOI:10.1111/puar.13141).

  研究问题

  自Organ(1988)引入组织公民行为(OCB)的概念以来已有30年了,他将其定义为“员工自发进行的,在组织正式的薪酬体系中尚未得到明确或直接的承认,但就整体而言有益于组织运作的功能和效率的行为总和。”Organ基于早期Barnard(1938)和Katz(1964)对角色内和角色外行为之间的区分而建立了这个概念。此后,OCB的研究不断发展,并出现了新的OCB分类法。公共部门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因此,与典型的公共部门概念相关的OCB也被学者们加以研究,例如公共服务动机(PSM)和一般公民行为。利用公共组织中的管理案例,OCB 还针对更普遍使用的管理概念进行了研究,如工作满意度(Van Scotter 2000)和领导行为(Hassan、Park and Raadschelders,2019;Ritz,2014)。通过这些研究,公共管理学者已经开始强调OCB在公共组织中的重要性。

  OCB的研究结果鼓励公共组织使用公民行为来提高组织绩效(Vigoda-Gadot and Golembiewski2005)。事实上,今天的公共组织面临着来自公民的日益严格的监督和绩效期望,同时需要在预算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努力保持服务水平(Hassan2015;Levine1979;Pandey2010;Vigoda-Gadot和Golembiewski2005))。因此,OCB可能是组织应对此类挑战的必要组成部分。

  本文解决了四个研究问题:

  lOCB如何在公共部门中概念化?

  lOCB在公共部门中有哪些前因变量?

  lOCB在公共部门的结果变量是什么?

  lOCB在公共部门中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是什么?

  理论背景:公共部门前因与结果变量

  OCB与其他类型的以产出或任务为导向的绩效一起,作为公共部门的绩效的关联因素被研究(Kim2004;van Loon2017)。私营部门的新管理工具,例如旨在建立动力和承诺的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已被用于研究公共管理者如何提高组织中的OCB水平(Mostafa,Gould-Williams和Bottomley2015)。这项研究提出了关于如何以公共部门环境中已经出现和发展的方式来增强员工动力的想法。例如,已经将注意力放在了个人级别的概念上,例如PSM(Mostafa,Gould-Williams and Bottomley,2015;Pandey,Wright and Moynihan,2008)和任务匹配(Resh,Marvel and Wen,2018)。这项研究提出了关于如何以公共部门环境中已经出现和发展的方式来增强员工动力的想法。例如,有研究已经将注意力放在了个人级别的概念上,比如PSM(例如,Mostafa,Gould-Williams和Bottomley2015;Pandey,Wright和Moynihan2008)和任务匹配(Resh,Marvel和Wen2018)。

  公共部门中组织特点和行为的一个相对未被探索的领域涉及“公民”的概念。先前的研究表明,公共部门的OCB与诸如公民生活的参与、对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忠诚度和信任度等一般公民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Cohen and Vigoda,2000;Vigoda-Gadot and Golembiewski,2001)。将这些行为表征为规定角色的“额外”特征可能与私营部门有很大不同。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角色不同,对角色内外行为的边界是有异的,可能在私营部门是角色外行为,但在公共部门就是角色内行为。

  研究方法

  本研究研究者采用了几种搜索策略来确定公共部门的OCB研究。首先,研究者们搜索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公共管理类别中列出的45种有英文版本的期刊。其次,在Scopus和Google Scholar中搜索研究。最后,与几位专家进行了联系,以确定遗漏的文章。研究搜索获取了2554个可能纳入研究的文献。作者在进行下一步选择和数据提取之前建立了评估者间信度。如果对资格存在分歧,则通过与其他合著者的讨论和协商解决。

  对于其余的研究,采用数据提取形式,其中包括期刊,作者,标题,出版年份,摘要,研究问题,假设,国家,研究方法,研究设计,行业,组织类型,OCB类型记录测量值,所测量的OCB类型,前因和结果变量。

  研究结果

  数据描述性统计显示了1988年至2016年间在公共部门的OCB出版物数量的变化。公共部门研究的增长呈现出稳定的趋势,在2000年代出现了显著增长,然后在2010年又出现了显著增长。自2012年以来,趋势似乎保持相对稳定。最初,针对公共部门的OCB研究增长缓慢,但是20年后,公共部门对OCB的关注大大增加。

  绝大多数期刊只发表了一篇(N = 49)或两篇(N = 12)文章。至少有两项已出版的OCB研究的最多产的期刊是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八篇)、International Journal of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七篇)、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Research and Theory(六篇)、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Administration(六篇)和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五篇)。在前12种期刊中,有8种是公共管理期刊。

  OCB已在所有政府级别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地方政府的研究最为频繁。在政策领域中,教育,卫生和国防尤其占主导地位。诸如此类的机构是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一线,(在教育和卫生方面)与公众频繁进行日常互动,因此是角色外行为的重要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利他主义,责任意识,运动员精神或其他OCB属性可以对公民产生直接影响。此外,在这些类型的机构中绩效是高度可见的,因此它们的组织有效性和员工的职业素养经常受到公众审查。这些组织在街头水平的互动中将公民作为公民行为的捐助者。这与私营部门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公共部门的公民一定程度上是其所有者,只要该组织由税收资助并根据成文法成立。 结果表明,OCB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概念,但是有一些研究集中在全球地区主要的特定国家/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亚洲的中国和中东的以色列研究,北美的美国研究和欧洲的英国研究。相比之下,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研究中的代表性明显下降,这一趋势引发了有关OCB作为可推广社会科学知识的理想性的问题(Rad,Martingano and Ginges,2018)。 在公共部门的OCB的实证研究中,已经对大量的前因变量进行了理论化和检验。在这里,对工作满意度和信任等一般前因变量的研究正日益被更具体的公共部门前因变量研究如PSM所补充。根据Podsakoff等人(2000)的四类先行因素:员工特征、组织特征、任务特征和领导行为。员工特征是最普遍使用的前因变量类型,而对组织承诺,PSM和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最多。通常发现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与OCB正相关。对公共部门的OCB与PSM之间关系的研究重点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将个人因素与公共部门的组织环境联系起来(另见Caillier2016;Kim2006)。实际上,对PSM和OCB之间关系的兴趣已经扩大到包括各种类型的OCB,例如人际公民行为(Pandey,Wright和Moynihan2008)和员工个人环保倡议(Stritch和Christensen2016)。随着PSM研究朝着使用自我意识和组织认同的心理学理论不断发展,有机会通过类似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和激活OCB。 PSM还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研究,它影响了私营部门OCB研究中通常研究的关系,例如目标清晰度,工作满意度和领导能力。例如,Ritz等(2014)发现,PSM和组织目标的明确化中介了变革型领导与OCB之间的关系,而Caillier(2016)发现了PSM在目标明确性与角色外行为之间的中介关系。通过采用OCB的核心结构并与公共部门概念建立有趣的联系,此类研究已经在该领域取得了进展。但是尽管这些研究取得了进展,但Bozeman、Bretschneider(1994)和Rainey(2014)只是在公共部门的背景下来解释这些关系,而没有考虑到它们在制度,法律和文化上的差异。 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倾向于涉及与公共部门有关的心理、外部或组织特征,这些特征通过与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对OCB产生影响。调节变量不是用来在两个变量之间建立关系的机制,而是与其他变量交互作用的关系假设,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OCB。

  讨论

  这项研究的系统性综述标志着公共部门OCB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本文通过多系统文献综述和元分析探索了OCB的学术知识现状和未来研究议程,但这些研究并未特别着眼于公共部门。本研究的综述表明,公共部门的OCB研究是在该领域(OCB)的主要前因变量研究之后不久开始的。尽管私营部门的增长相对稳定,但公共部门的研究却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发展,并且最近才开始加快步伐。

  综上,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首先,综述结果表明,反向因果关系是OCB文献中亟待解决的经验模糊,因为已经有研究发现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都是OCB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未来的研究可以揭示因果机制,解释这些变量如何以及何时可以成为前因变量或结果变量,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第二个结论是,对公共部门中OCB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高OCB水平的个人和组织因素上,但也有研究发展了不同变量的知识。除了对诸如领导力,公平,工作满意度和人格特质等私人部门研究的传统前因变量感兴趣之外,公共部门研究在将PSM概念与OCB联系起来的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有趣的是,关于领导力的不同角色和员工内部动机的发现与私营部门相似。因此,发现不同的领导和雇员特征及其与OCB的关系也可能是公共部门研究的一个富有成果的领域。第三,还有嵌入这些变量的复杂的制度、社会和政治系统。这些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实证关注,通过将研究范围缩小到概念模型中的特定变量,研究因果关系的方向,因果机制,影响大小以及个人和组织的差异。与私人部门的管理者一样,公共管理者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会影响他们制定某些组织条件或激励员工的决策。

  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回答有关公共部门OCB研究,包括其主要特征、前因和结果变量等问题。这些研究在主要公共行政领域的覆盖范围证明了研究的质量及其理论贡献。公共部门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OCB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私人部门管理和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研究增长领域后不久就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是公共部门的研究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能跟上步伐。在这一领域不乏实证研究的进展。但是,尽管学者频繁指出OCB对组织绩效的重要性,公共部门研究的现实情况是,在组织背景,员工经验,政策和规划领域方面的公共部门现象的知识进步是不均衡的。一些特征,例如与核心组织结构(如组织承诺)的相互关系,经常被研究。此外,还解决了一些特定于公共部门的联系,例如与PSM的联系。但是,要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差距。特别是在与许多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相关的环境中,以及研究设计的多样化和加强。例如,与核心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组织承诺)经常被研究。此外,还解决了一些特定于公共部门的联系,例如与PSM的联系。但是,要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差距,特别是在与许多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相关的环境中,以及研究设计的多样化和加强。 如果您喜欢此文,请转发和分享给朋友们。谢谢!

  附参考文献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Antonakis, John, Samuel Bendahan, Philippe Jacquart, and Rafael Lalive. 2010. On Making Causal Claims: A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Leadership Quarterly 21(6): 1086–120.

  Baarspul, Hayo C., and Celeste P.M. Wilderom. 2011. Do Employees Behave Differently in Public- vs Private-Sector Organizations? A State-of-the-Art Review.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3(7): 967–1002.

  Bakker, Arnold B. 2015. A Job Demands–Resources Approach to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5(5): 723–32.